对话记者李颖迪：媒体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提出新问题 | 记者节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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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8日是第21个记者节，同时也是深度营开营四周年的纪念日。

记者们的日常，好像不是忙着采访，就是忙着写稿，他们奔波在热点现场之间，撰写出一篇又一篇稿件，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匆忙的步履一如往昔。但对于新闻学子们而言，他们对这个节日充满感情，记者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职业，也让新闻学子充满向往。

在这个记者节前后，作为新闻学子大本营，深度训练营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文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一推送。

此次分享来自先后供职于GQ、时尚先生等媒体的记者李颖迪。

记者李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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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周子豪   值班编辑 | 邹海勇

武大校媒新视点是李颖迪迈入新闻的第一站。

校园记者的身份对她而言像是一种接触外面世界的窗口：一场停电的课堂，漫漫黑夜里亮着教授与同学共搭的哲学灯塔，她尝试记录那“形而上学”的主人公在这实用主义时代逆行的故事；一场恶性校园霸凌事件，她和几位同学“翘班”远赴事发地广水一中，试图探索事件背后的真相；走访全国多地，她编写了《此间的南周》，定格南方周末一代又一代实习生的群像与那拨不开的南周情结…

毕业后，李颖迪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在绘制一副副大众熟知又陌生的大人物面孔的同时，也记录众多小人物背后的人间百态。

十月，一篇有关艺人黄智博诈骗案的报道《 美好男孩诈骗记：一个寒门练习生的梦想与坠落》登上了网络热搜。在周震南，虞书欣等新生代偶像顺利出道的同时，还有无数普通家庭的练习生在名利场中奋力“陪跑”着；他们的群像也让人们再度思考娱乐圈的阶层固化。

这篇人物稿的作者是《时尚先生》专题组的记者李颖迪。历经四个多月，辗转陆丰、成都、上海多地采访， 李颖迪近距离走进黄智博曾经的生活圈，与众多练习生对话，无法回避地看到这一造梦工厂背后偌大的乌云：「 娱乐圈的阶层固化不是一个新观点，但即使 “失衡和坚硬不是理所当然”，一个真实个体想要穿破这层失衡，仍然需要付出代价。」

Q:美好男孩诈骗记的稿子整整做了四个多月。我们也看到了一“寒门男孩”在这阶层固化的娱乐圈里打拼的不易与辛酸。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选题的？

最初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黄智博因诈骗入狱的事情，并且知晓这个事当时也上了热搜；网络上大家的反应也是挺激烈的，不理解，谩骂，甚至对其家人的网暴都是存在的。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其他媒体的文章，发现没有任何一家采访到了黄智博的家人。事件虽然过去了好几个月了，但我相信他们还是存在个人诉求的，他们需要一个发声渠道。

另外我觉得黄智博他的练习生身份也比较特殊，偶像行业在中国近几年很火热，许多年轻人都在梦想着成为练习生。他们既像是名利场的预备役，但又是这一行业相对底层的存在。聚光灯，名气，金钱，他们似乎踮起脚尖就能过触碰到，但实则上升渠道越来越窄，除了爱优腾三家平台推出的选秀节目，机会甚微。在这个阶段里，人的状态会很漂浮，是成为明星还是回归素人，是很现实的两种结果。我也很想去写这种错位感，而这种错位在农村出身的黄智博身上特别明显：他想要在一个充满包装打造的造梦工厂场里实现阶级的跃升，给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却首先迫于金钱等压力，走向犯罪。

所以我就给黄智博的姐姐写了封较长，也较为诚恳的约访信，希望先去了解黄智博，了解练习生的群像。

Q: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采访中，你是更偏向与采访对象“共情”，还是做一名戴着质疑视角，偏向冷静的观察？如果对方较为抵触，我们又该如何打开受访者的话匣？

最初他姐愿意接受采访时我还是比较意外的。黄智博出事后，他们家基本就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作为一个广东潮汕的普通农村家庭，无论是找律师还是面对媒体，社会舆论等，他姐都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像是被扔至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他们对于整个外界都是非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他姐之前的约访都没有同意，也是看事情过去这么久了，然后还有记者来关心，有一丝欣慰，才答应了和我聊聊。

这个选题采访过程中最难的点在于对受访者内心的突破。作为犯人的家属还是有较强的羞耻感，内心或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不会轻易相信袒露真实的想法，以及关于事件的原貌。

最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但编辑就鼓励我先去，先行动再说。整个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突破，不能着急。有时候采访真的是靠机缘和靠理解，我会尽可能尊重采访对象的受访态度，等待他们态度的转变。再一个是要能够尽量地考虑对方的立场，也是我刚刚谈到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诉求。从一些关切故事主人公的诉求出发，也可以拉近与采访对象间的距离。采访方面我更多还是像朋友一样去和他们交谈，洽谈；我们需要和受访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原来在GQ报道工作时也有一套方法论，就是跟访。在跟访的过程中，你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体验受访者的成长环境等，这样你的采访也不可以不再停留在叙事表面，而是挖掘到人物更真实，更自然的一面。

当时去成都采访一名练习生时，我就是采用跟访的形式；等到最后一天我和他一起去跑步时，他突然呕吐，之后我才了解到他是为了身材管理而节食，吃减肥药，以这样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去逼迫自己减肥。在他身边的你是能感受他那非常焦急，又不甘心的情绪的。而这种现场感的细节是需要跟访才能够获得的。

很多时候坐在咖啡馆里的采访你是无法真正打开受访者心扉的。选择受访者熟悉的地点，环境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当时希望采访到黄智博的发小们，但他们也挺忙，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表示没有时间。到后来我就提议他们带我去海边玩儿，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边城市，小时候也经常在海边玩。他们答应了，并且在实采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于海边行走时心情也是很放松的。发小还和我聊了挺多，比如他以前和黄智博一起打工，在深圳吃烤鱼等生活往事，我也在这些对话中慢慢感知着黄智博的生活画像。

当时编辑建议我在他的老家住上一段时间，我就在镇上到处游走，去了他以前爱去的网吧，他曾经读过的小学，和他的那些混混朋友们一起吃饭。我大概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那一面，所以这部分我采的还是比较实的。

Q:我们注意到，你在这篇稿子中采访了多方信源，同时比较特点的是，文章中也有许多“我”的视角的切入。你是如何理解个人视角在文章里发挥的作用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平衡一篇文章中个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的叙述？

这次采访我没有见到黄智博，没有直接获得更鲜活的素材，只有与他通信的文字材料；所以我会切入一些个人视角让读者感知到这并不是一个全知视角的故事。同时因为没有能够采访到律师，对于他的案子也很难做出更准确的断定，只能从关于他的外围采访临摹出其大致的形象轮廓。后来在写作的时候，就留了结尾这一部分给他，希望用他信件内容呈现给读者，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现在的心事什么？他还在关心什么？

未来我打算等他出狱之后，我应该会再写一篇。那个时候就用全知的视角去问去写他。说到底这次因为采访的限制，最后落点其实是落在整个行业的状态，有关黄智博的部分文章里也没有呈现的很满意。我还是希望有一篇关于他内心世界的全知视角人物稿。

Q:在写一篇长报道前通常存在大量素材的堆积。我们在写稿时该如何取舍呢？对于一篇文章里的核心立意或者细节处理，你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写作难题”的呢？

对写稿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对于黄智博这篇来说，我前前后后应该改了4稿左右，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的编辑康路凯老师和曾鸣老师！康老师很有耐心，也很温和，无论是在稿子的主题立意，还是说结构上面，都给我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比如在对于细节把握上我就从康老师和曾老师那儿学到了很多。

记忆深刻的是我和康老师一起到北京采访一位练习生。他是黄智博曾经的朋友，刚刚签约了新公司，所以他并不是很开放，可以在采访中感到他有些紧张。整个聊下来没有太多的信息增量，不足以支撑稿件。但是康老师就有注意到这一练习生的一些细节，比如我们问他“你觉得市场上现在什么样的练习生是最受欢迎的？”他就说，少年感。然后分析了一长串到底什么是“少年感”。但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少年”啊。他就会像谈论商品一样来看待自我，某种行业内化下的商品逻辑。这是一些很小的观察，但这些观察就有利于后续写稿时确立一些立意思路。

写稿时我觉得需要注意的还是逻辑。逻辑理不顺是许多年轻记者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也常常遇到。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细节堆积那会非常灾难。而关于逻辑，应该是从你接到选题开始，就应该在想这个稿子是要写什么，从选择采访对象到设计问题到写稿，它应该是一个主线。当然在采访过程中你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此时你可以和阅历更深的编辑多沟通，来进一步明确写作的主要立意。比如我之前在成都采的一位前练习生，想要呈现他现在成为素人后的状态。当时编辑就和我说，我们如果要写表现他目前的素人状态，不如表现他们眼中过去的偶像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么描述，用什么口吻表达的。他们是怎么想象的偶像行业。这种幻觉也是支撑造梦产业的某种根基。

Q:你未来选题的方向大致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如果是媒体写作的话，还是偏公共性更多一些。目前来说我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阶层，这类是大家关心且十分切身的。还有一个是女性相关的。它确实是当下为数不多的能够被充分讨论的公共性议题，在有空间时还是会多去尝试。

Q:你在采访完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后感觉很有启发，尊重采访对象的主体性，可以大致聊一聊这个想法吗？

媒体需要关注相对边缘的群体，被遮蔽的群体，但实际采访中存在双方社会认知，生活经验的不同而导致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和采访对象的交往方式不融洽。比如说我去采访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一15岁的小偷，谁也管不了她。最初我会被这个人吸引，想去接近了解她，但当我真的到身边和她相处时，就会有一种恐慌感，因为她的生存逻辑和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一种压力。

所以我当时在与李一凡导演交流时就会好奇，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杀马特们长期相处的？“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其主体性，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些事，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是李一凡导演的答案，这对我后续的采访而言还是蛮有启发的。

Q:不知你作为新一代的年轻记者是如何来看待目前的媒体行业的？以及这一行持续吸引你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相信记者这份职业还是可以带给人很大成长。原来我不会觉得这是工作，我会认为这是纯兴趣驱动。刚毕业在北京工作时，对于工资这类物质收益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新闻报道就是我想去做的。

时代在变，我现在也不期许我的报道能够改变什么，但在一个千差万别的中国社会，每个人接触的认知环境也是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算法逻辑的推送下，大家于网络上越来越活在信息茧房中，并不能打破壁垒去接触，和了解他人的生活。所以我相信媒体还是有促进不同人之间互相理解，缓解社会割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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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从武大新视点的校媒记者走向媒体行业的人物写作，特稿写作者，这一路走来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大学时会觉得记者这个身份是一个窗口，你还是挺好奇其他人过的一个什么生活，去和别人聊天，拓展自我的认知。大学里相对限制没那么多，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题，也没有经济的压力，没什么非常现实的压力。

毕业后入职的这两年我特别怀疑自己，觉得自己的阅历不足以去写一些万字长稿。21岁时去理解的事情跟我23岁的想法就不一样，以前的认知真的很幼稚。这个行业是需要你持续去积累认知，积累阅历的。你没有为人父母，你去采访一个母亲时，除非你真的是天生敏锐，或者是曾经积累过足够的二手经验（文学、影视），否则你真的很难切身处地去理解站在你面前的这个陌生人。所以我也会建议刚毕业的同学可以去尝试写社会新闻，先写一些5000字体量的稿子，这样对写稿能力的提高或更大。

另一方面我觉得媒体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提出新问题。你能看到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东西，还没有被人意识得到，但它确实发生了，你把这个写出来确实挺牛的。这背后可能需要你长期的关注，也需要你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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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统筹

谢婵、陈星萌
视觉设计

周泓、黎子榕、骆晓晴、阮庭萱、郭正一、何泳琪、王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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